投資未來

當我們坐下來談論基金會的發展歷程時，John Simon 表示，「一開始，更多的是為了向那些讓通力變大、變得有益社會的國家表示『感謝』。」Simon 是 KCF理事會的成員之一。Tiina Herlin 和 Riikka Ihamuotila 也是，他們也參加了會談。自成立以來，該團隊一直在規劃和設計 KCF 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活動。

2011年，他們展開了第一個項目，建立了一家專門為中國各城市的打工子弟設計的流動圖書館。下一站是印度，在那裡，該團隊與馬德拉斯 (Madras) Rotary 俱樂部合作，向 Rotary Nagar 青年活動中心提供支持，該活動中心位於印度南部城市清奈的一個市中心貧民區。然後，他們從印度出發前往南非和墨西哥，尋找需要幫助的年輕人。

雖然各個國家的問題不盡相同，但 KCF 在目標群體方面有著明確的重點。「我們只在有明確需求的國家展開有益於兒童和青少年的活動。我們正是在這種方式的引導下，向尋求幫助的任何人提供指導。」Simon 表示。

但在每個國家敲定一項行動的過程並不簡單。「我們不會提前決定任何事情。」Herlin 表示。「我們會花很長時間了解這個國家需要什麼幫助，並確定項目的性質。」她指出。

Ihamuotila 點頭表示同意，並補充道，「在前往任何國家之前，我們會進行大量背景調查工作。以墨西哥為例，我們試圖找到最急需解決的問題，就街頭流浪兒童、女童在社會中的地位等話題展開了討論，並進行了大量事實調查。」

背景調查始終是第一步。接下來的步驟是與當地的通力員工和該城市/ 國家的潛在合作夥伴進行多次討論。當 KCF團隊第一次訪問一個國家時，他們會在一個星期內與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和潛在合作夥伴舉行 10到 15次會議，然後敲定合適的合作夥伴。Herlin 認為，這是一種緩慢而有效的方式，可幫助他們確定哪個項目最終可以「自行維持」下去。

「我們希望找到那種魔法時刻，也就是說，在我們的額外推動下，有些事情就會發生或可能發生。」Simon 表示。他以墨西哥為例來解釋。「墨西哥城的當地人組建了一個集體組織來做一些事情，但沒有資金來源。現在到了需要採取下一步措施的時候，他們必須把該組織正在做的事情正規化，同時還需要獲得一些資金來源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正處於我們可以提供幫助的時刻，讓他們進入到更高的層面，幫助到更多的人。」

結果如何? KCF 和當地一個非政府組織 (設在墨西哥城郊外一個犯罪率和失業率都很高的社區) 合作，正在幫助Xico Arte (由一群對藝術感興趣的當地年輕人建立的組織) 變為一個非政府組織，與Xico博物館進行密切合作。

KCF 在南非也譜寫了類似的故事。在眾多合作夥伴的幫助下，KCF 在南非展開的行動是，在約翰內斯堡一個有幫派犯罪歷史和毒品問題的社區，幫助建立了具有創新性的韋斯特伯里青年活動中心 (WTC)，並為其從芬蘭外交部那裡爭取到了啟動資金。該中心現在將非營利機構和技能培養計劃全部整合到一個平台，創建了一站式服務點，年輕人可以在這裡找到各種服務和學習機會。

當項目投入實施後，KCF 的工作並不會馬上結束。KCF 會繼續遠程監控所有項目的發展情況。「我們爭取每年至少回訪每個項目一次。」Ihamuotila 告訴我們。

她表示，距離並不是唯一的問題。文化差異也構成了挑戰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當地的通力員工和合作夥伴會介入其中。他們會幫助 KCF團隊化解文化的複雜性，克服語言障礙。

「這種三方合作方法的動力學原理就像一隻三條腿的凳子，如果其中一條腿搖晃，整個凳子就會倒下。有時，搖晃的那條腿是通力，有時是非政府組織合作夥伴，要取得平衡，需要投入大量管理。」Simon 指出。好的一面是，該團隊學會了堅持不懈和保持耐心，並且總能看到更光明的一面。

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，KCF 與持有不同理念和價值觀的伙伴合作，並且成功發揮了作用。這個成立六年的組織的旅程才剛剛開始。